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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文化对管理的危害

来源: 情感文章网 时间:2019-06-10 22:59:01

对一个机体来讲,文化很重要。这里要讲讲儒家文化对宋朝的危害。

从仁宗后期至神宗朝,王安石、司马光、苏轼、韩琦等等,文章学问光辉灿烂,其中有些人也非常务实,可为什么北宋后期政治经济始终没有起色,最终遂平县癫痫病医院在金国的入侵下暗淡收场?

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宋与明。从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开始,到公元1127年靖康之耻,共58年的时间。

那么,明朝灭亡前58年在干什么?从李自成攻陷北京城的公元1644年上溯58年,公元1586年是万历十四年,离著名的“万历十五年”就差一年,张居正曾进行了著名的“一条鞭法”改革。

改革,又是改革。难道改革成了一个王朝覆灭的原罪?细数中国历史上的改革,除了商鞅变法,确实都几乎以失败告终。就算商鞅变法成功,商鞅本人的下场也不太好。

这是为什么呢?为什么改革会失败?

我们还是从王安石变法说起。王相公绝对是人才,而且是不小心就会让人误以为是穿越客的人才。比如他倡导的免疫法。宋代力役种类很多,有保管公物之役、督收赋税之役、追捕盗贼之役、传递命令之役。当时,北宋政府将民众按照财产的多少分为九等,下五等一律免役。表面上看照顾到了弱势群体,然而黄石癫痫病在哪里可以治疗好实际上享有特权的,还包括官员家庭、寺庙僧侣、城市居民、行商坐贾和单身男女。也就是说,帝国境内数量可观的家庭和人口,其实都是免于差役的。这样一来,所有的差役,便都落在了中下层地主和富农的头上。结果是什么呢?是为了规避重役,他们不敢扩大生产规模,不敢增加家庭人口,甚至宁可做单身汉,还有人沦为盗贼。这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十分不利,连欧阳修和司马光等人也认为非改不可。只不过,这些人只是嚷嚷,拿不出办法。

王安石有改革方案,就是改派役为雇役,让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“免役钱”交给官府,由官府雇人当差。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和寺观则出一半,叫助役钱。用现代治癫痫的好方法都有哪些话讲,就是“差役货币化”。好处很多啊,农家出钱不出力,不耽误生产;所有人一律出钱,比较公道;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,社会闲散人员多了一条生路;便于实现差役专业化,提高效率。能说王相公的观念不超前吗?最后还是失败了。

王安石罢相之后,司马光当政,新法不管好坏,一律废除。来回这么一折腾,元气大伤。反正就是这么多牛人,而且是文章道德名垂千古的牛人,愣是把北宋最后几十年搅成了一锅粥。

从马后炮的角度来看,原因当然可以列出很多,比如王安石本人的操切之心,急于求成;比如用人不当,诸多小人混进改革队伍,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。在正史里面,邓绾是典型投机分子,吕惠卿也是负面人物。

最根本的原因,就是儒家文化的幼稚与偏执。

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:

第一,人才来源依赖科举。科举没问题,问题是科举内容,学儒能干嘛?选拔出来的人文章一流,搞专业化的东西不行。有个别官员在水利、财务上厉害,要么是个人兴趣,要么是实践中学来。最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受歧视的受排挤,形成不了学科,就不可能进步。

第二,儒家评价标准依赖道德。道德至上对于个人修养来说是好的,放到办事上就容易迂腐,放到别人身上就容易“绑架”。只要这个人道德不行,其他什么都不行,想出来的办法也不行,有好的效果也不行,一棍子打死。而且,动不动一顶大帽子扣下来,攻击别人的道德问题甚至不用证据。按易中天先生的推导,逻辑就是这样的:王安石是有道德的。所以,王安石变法是道德的。变法是道德的。所以,反对变法是不道德的。司马光和苏轼反对变法。所以,司马光和苏轼是小人。反过来也一样——司马光是有道德的。所以,司马光反对变法是道德的。反对变法是道德的。所以,主张变法是不道德的。王安石和吕惠卿主张变法。所以,王安石和吕惠卿是小人。什么都别干了,就在这扯吧。

第三,人才使用依赖派别。不归于我这一派的,再厉害也不用;归我这一派的,什么人都可以用。当然,这个逻辑反过来也成立,我不属于那一派,有利于百姓和朝廷也不去;属于那一派,怎么着都干。没有敬畏精神,没有妥协精神,王安石反对司马光的一切,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一切。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?君臣之间失去默契,宋徽宗打着“新党”的旗号,却行专权之实,大臣再也不能银川洛西夏区去哪里治疗母猪疯好制约皇帝,大宋终于走向了衰亡。而且,在之后的明清,大臣的力量进一步衰退,最后沦为了“奴才”。当然,这怪不得王安石变法。

所以文化对于管理很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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