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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年】老境(散文)

来源: 情感文章网 时间:2019-12-23 18:36:08

“我们周围的一切成为我们的一部分,以它的血肉和生命的一切经验渗透着我们,就像巨大的蜘蛛之神布下的网,在我们轻摇于风中的地方,轻轻地缚住我们,以便我们慢慢地死去。”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·佩索阿以普通的市民的身份,体悟周围的一切后,发出了这样一声感叹。

是的,我们周围的一切就像自己的生活一样,总是那么难以拒绝。比如,我不可不出门,而一旦出门就必须向左,也必然会一下子跌入纷繁的日常。

从北向南,左边,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,高低错落的楼房,右边,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,挨得更紧的楼房。左边与右边,好像一对要合碰到一起的手,陡然间半途停顿了下来,形成了一条狭窄的巷子。二十年前,我就随父亲搬进了这里,可以说我已经是巷子里的老居民了,我熟悉它的细枝末节,包括每一个供排水检查井盖。真的,我不想说巷子里有什么。这里,集中了许多从宽阔的主街道上被驱赶而散的小摊点,他们的叫卖声从他们随身携带的小喇叭里传出,永远不知疲劳。这里,依靠楼房临街的一侧改造而成的小店铺,零零总总不下三十家。不想说的还有汽车此起彼伏的鸣号声,互相撕扯的叫骂声等等。我已经习惯并且已经麻木了这些事象,觉得实在找不出什么新鲜的内容可供咀嚼。但是,我有时会想:假若某一天这些充斥在巷子里的内容突然消失……不,巷子里的一切现在看来都是必要的,都是美好的。

以我多年行走的经验,巷子里集中了太多的人。不是吗?巷子的北端出口处有学校,南端有医院,西边有体育场,更主要的是,巷子的年份太长,陈旧的楼房年代太久。于是乎,这里的人似乎也有了年份。而太多的人群中,更多的则是老人。

巷子里为什么这么多老人呢?我惶惑了近二十年。可是,窘迫半生的我,不得不慢慢融入到老巷子和老人中去。如果这是条经年不息的老人河,所有的惶惑和麻木,或许在我晚年时才能够得到明确的答案。

我相信,每个老人都是一部故事。从他们的经历上说,故事既有他们自己的,也有别人的,那些个皱纹里,那些稀少的胡须里,必定有千军万马,必定有风霜雪雨。

只有在炎炎夏天才会看到更多的老人。楼房的树荫给他们提供了可去之处。靠左边的路台子上,有四五处摊子,分别围了三五位老人下棋,或者用那种窄而长的扑克牌玩“游经”。右边,大约有六七个摊子,老人们玩着同样的游戏。这是他们安度晚年的一种方式,除了散步,偶尔接送上学的孙子,可能再没有什么再让他们开心了。有时,他们也会大声嚷起来,仅仅是为了一步象棋,有天,我看见一位老者把一粒棋子捏在手中,脖子上的青筋都突了起来。他对一方说:“气死你个老家伙!”另一方说:“我死了也会把你拉过去做伴。”时间久了,我隐约明白他们只不过是互相逗嬉而已。“游经”的摊子倒是十分安静,我不懂这个玩法,看了几眼便索然无味。他们用钱币定胜否的办法很有些意思,钱不多,都是一毛的零钱,攥在手中,宝贝一样。偶尔,也为多支了一二毛钱而争执,好在另一方会很快做出让步,争吵很快平息。

有几位老人,我可以称他为张大爷,刘大爷,韩大爷,戴大爷。尽管他们与我父亲年级相仿,尽管我已经老大不小,在外人看来,我应当称他们“叔叔”,但是,不能,时间和经验告诉我,“大爷”在这里不代表辈分,只表达一个人对老人们的尊重。他们或许一生没有什么娱乐方面的爱好,喜欢搬张凳子,坐在我左边的台阶上,挤在一起聊天。那些内容,可能不允许有人旁听,但总会有几句因为争执而顺着风钻进耳朵。他们的固执,有时极像我的父亲。

父亲曾经是这几位老人中的一员。十分愧疚,我对父亲的了解,不比经常与父亲聊天的老人们多。我仅仅模糊地知道,他当过兵,也当过铁路警察,复转地方后,几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一直工作在农村,戴着草帽,穿着胶鞋,绾着裤腿,扛着铁锨,和当地的农民一道下田上山劳动。父亲也没有什么爱好,不会下象棋,不会玩扑克,年轻时也不会打篮球,就连几句秦腔也唱不好。他和张大爷、刘大爷、韩大爷、戴大爷有共同的经历,聚在一起时,经常回忆饥饿年代和文革岁月,喜欢谈论政策和毛、周、朱。但每次几乎都因为他的固执不欢而散。我几乎断定,他还是个不善于聊天的人。

父亲和我居住的比较近,我在左手十,他和二哥一家住左手九,他这个居舍是他退休后搬过去的。天气晴朗的日子里,我经常会看到父亲在左边的台阶上聊天,这么多年了啊,我没有发现他老去,真的。二〇一一年的夏天,温度好高。二哥打电话喊我。我从打工的单位赶到巷子里时,看到一个出口处围了好多人,我还没有挤过去,就感觉父亲出了意外。我挤了进去,看见父亲靠在一张塑料椅子上,头朝后仰去。好多人说,这位老人中暑了。我和二哥把父亲连同椅子抬了回去,看到父亲稀疏的头发全部变白,瘦削如刀的脸面上布满了老年斑,嘴唇苍白的没有血色,而那一副身材,几乎就是一把骨头,“一把老骨头”。我终于知道父亲老了,太老了。这年,他已经八十二岁高龄。

父亲的固执,没有人能够阻挡。他不听劝,就是要出门去,散步好像一种借口,更多的是为了聊天。他一直认为,他的经历铸就了好身体。但这次中暑后,他再也不能和平时一样提着凳子出门了,好像一台从未歇息的机器,好多零配件在高度运转后报废,行动迟缓、四支僵硬,医院和家、药物和大夫成了分秒不可离开的依靠。老人与老人之间有相惜的感情,年轻人可能不大明白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,父亲不能出去了,那几位大爷曾经上门探视,他们又聊了起来,似乎十分开心。父亲用含糊不清的双唇说起过去,那口假牙不时掉出来。几位大爷说,“会尽快好起来的,真的。”这话有鼓励和期待,也有隐藏在话语背后的担心与不安。

没有谁能阻拦那些老人们一起聊天、娱乐。我想过,即使是少了块石头,互相间的缝隙变得宽松后,大家会马上发觉的。怎么不会呢?父亲二〇一二年去世后,那几位老人们张大了嘴看着我,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,但那种惊讶很快归于平静。我是基本能够理解这种表情的,短暂的惊讶,在说父亲去得太快,而很快归于平静,是在说父亲的离开在意料之中。于是,他们将聊天的凳子又互相挪挪,使中间的缝隙小起来。那时候,正是小城春天最美好的时分,公园里孩子们放着风筝,绿化带里的鲜花开放。而在我老家,桃花盛开,麦禾吐绿。

逢年过节,我会到父亲坐过地方奠杯茶,他生前也吸香烟,我还会为他燃起一支。那里朝向阳光,背靠厚墙,硬化了的地面稍稍干净。我不会在白天去,选择晚上车少人稀时。据说,那时候离开的灵魂才到他们熟悉地方走走看看。第二天,茶渍清晰可见,半截烟蒂还在老地方。父亲好像说过,这不过是对生者的一种安慰。是啊,也就是安慰自己孤独的情感罢了。我不太知道其他老人们是怎么看的,阳光升起来,巷子温暖了许多。老人们出门了,他们也看到了茶渍,他们不会觉得奇怪,仍然将凳子摆在旁边,一位,两位,三位,重新围坐一起。如果电视新闻没有提供新的话题,重复已经说过的,也照样有滋有味。我想过,话题不重要,重要的是新的一天开始,然后平安结束。

每个季节都会有老人离开喧嚣。离开之前,他们是平静的,前一天还在下棋、打牌、聊天,第二天就少了一个位置。离开之时,肯定也是平静的,没有声响。与父亲同住九号一楼的张大爷,两个儿子在外地,只有一个女儿在本地打工,儿女们都忙。去年夏天,张大爷一下子老得不能开口说话了,但他仍然会坚持在门口坐一小会儿,听大家聊天。送奶工会把牛奶挂在他家的门上,他会把它取下来,用女儿送来的差不多能吃三四天的饼子和在一起,每天在电磁炉上热了吃。他坚持活着,不让自己倒下去。另外几个老人发现他第二天没有出来晒太阳,就去敲门,没有动静时,才给他的女儿打了电话。我趴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他家的单元门,我还看到没有谁给他送花圈,没有谁放声恸哭,没有谁在他离开人世后的头几个晚上,按照当地风俗给他烧纸。

右手四号的戴大爷前不久离开了。他的儿女在院子里搭了灵堂,哭声不断,花圈从院内摆到了巷子里,摆到了老人们下棋、打牌的地方。老人们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,那是他们的好友啊,他们仍然在他们固定的地方下棋、打牌,没有一点儿惊奇之相。我听他们说,“迟早有这一天的”。我听他们说,花圈的多少、哭声的高低,不证明亡者生前的价值,那是做给活人看的,那只是儿女的福分。老人们不糊涂,肯定会想起去年走了的张大爷,但没有谁把戴大爷与张大爷放在一起进行对比,戴大爷一直穿戴一新,而张大爷一衣服总是挂满了污渍。现在,老人们谈论的不是死亡,而是活着----也或许不是,家长里短的事情太多,老人们不会说得太多,生前死后,都把儿女在心里做了一本账,也把自己做了一本账,两本账就是置于两端的砝码,有比较,有轻重,他们知道,如果说破,就没有多大的意思了。

老人喜欢看门告(讣告,贴在门板上)。我路过右手八号时,有几位老人围着,他们就是在看门告。这里的一位前天还晒太阳,昨天不小心摔了一跤,今天凌晨就走了。眼花的老人问:“是谁啊?”眼不花的韩大爷解释着:“他啊,白胖子,老家天津。”门告里写着那位老人去世的时分,凌晨一时二十分。老人们解释着:“他走时身边有人守着,时间准确得很。”门告上写着他的年龄,享年八十有四。老人们质疑:“不对吧,他比老刘不是小一岁吗?我比他大几岁呢!”从他们的对话中,你很难听出,他们是对去了的表示惋惜还是愉悦,也难听出是表达活着的不易还是开心。老人们的额头都布满了皱纹,混浊的双眼,掩藏了许多世事阅历,表情上看不出悲伤还是愉悦。这是老人们留给后辈的谜,解释得透彻或者任何人一眼看穿,他们就不是饱经风霜的老人了。我想过,这里面给了后人许多情面,不可言说的情面。老人们在门告前逗留的时间不会太长,他们很快离开,到老地方聊天,但心里肯定多了些心事,是去与留的心事,像刘大爷吧,他或许在想,若是自己走了,儿女都在外地谋生,久病在床的老伴谁来照顾?我知道的,刘大爷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,为了节约,他从来不用电热毯,而是在一楼的卧室里盘了眼土炕,不管风霜雪雨,他都要拣拾垃圾填热那眼土炕。

我从小在农村长大。天黑了,广播停了,油灯灭了,父亲的故事课开始。其实,几乎年长者都能讲那些故事,并且这点故事人人皆知,说不上有什么新奇之处。只是,故事的两个版本中,有一个好像源自小学课本,不同的是,大人们对故事进行了合理性修改。一个说,天上有多少星,地上就有多少人,一个星对应着一个人,如果天际划过一个流星,那说明有人离开地上的世界了。其中,转瞬即逝并且光亮不太夺目的,那是普通人,如果是厉害人,那颗星一定会光亮异常,拖着长长的尾巴。我仍然能记得起,我们看天上的星星时,父亲会对流星叹息一声。另一个版本说,看见天上稠密的星了吗?那就是天上的街道,街道上始终有那么多人游荡。看见天上慢慢行走的星了吗?那是天上的管理者在街道上巡视。在城里,巷子里出没的老人同样会讲这些故事。天堂就是人间,人间就是天堂。一个星消失了,另一个星会升起,去补齐那些位置。

巷子里人多,其中一部分就是孩子。老人们会把星星的版本讲给他们。这些孩子与我过去不同,他们听爷爷讲故事,会提出许多质疑,大多是来自书本上的科学性质疑。我自小时不会质疑,会偏着脑袋听得十分认真,并且还一直相信这就是真的。如果现在有机会再次听老人们讲这个,我还得听得认真,我不能让他们把失望挂在脸上。为什么呢?我正在老去,我们都在老去的路上,我同样不想让自己到了老人们的那个年龄,看到失望。

现在,老了的人没有谁不会出现在巷子里。以我多年的感觉,晒太阳和娱乐、聊天只是晚年光景中和一个小环节。那好像有意无意地在说着:一,老了,带不动孩子,干不了家务。二,还健在于人世,但时间不会太多了。可不是,新面孔继续增加,比如,别人不太熟悉而我熟悉的面孔最近也加入到了晒太阳的行列——前天,我年近八十岁的母亲,端坐在楼下,眼睛微闭,下午的阳光打在她的脸上。风很安静。

——顺着费尔南多·佩索阿的话想下去:人一生的答案就在老去的路上,并且就那么简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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