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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年】二姐的新窑(散文)_1

来源: 情感文章网 时间:2019-12-23 17:52:33

二姐家的新窑修好了,她急切地想让我看到。等了一年,我终于等到一个回内地出差的机会,办完公事,专程绕道去她的新家。我一路都在想,她见到我时会是怎样高兴得意的样子?

二姐是我家最努力、最操心,和我最亲近的人。

说二姐最亲,不是说大姐不亲。我这一代人,一般都有姊妹兄弟四五个,每个年龄差两岁,大小间着带。老大带老三,老二带老四。二姐带我,跌东倒西一起长大。她老说,我小时候她一直背着,无数次尿在她背上。刚懂事时,她这样说,我死不承认。再大一些,想想也是,可脸上挂不住,恨着说:“偏尿你!”再后来,她不说了。

我儿时的记忆里,二姐占了很大的位置。

二姐继承了母亲的心灵手巧,心又强,不幸的是两岁前患小儿麻痹留下了后遗症,一只脚萎缩变形。母亲每次说起都后悔,念念叨叨:“看着学走路了,好好的又爬着不走。忙得管不上,感觉不对时,找了个小车车让她推着走,就看见瘸了。”

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,村里搞大跃进。大人忙得没有白天黑夜,家家生活都紧困,顾了上顿没下顿。小孩子小灾小难不算病,长大全靠老天照应,夭折就是天收了。

不幸的母亲们遇在一起时伤心叹气:“谁身上长的肉谁心疼呀!”

母亲总念叨二姐的病,说归说,又有什么办法呢。

我一直为二姐抱屈,她要是能坚持上学,一定能成为一个更了不起的人。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,我和她一起恨那个让她不能上学的人,恨命运对她的不公。

那时候上学总是劳动。国家要向共产主义迈进,不劳动怎么行。回想起来,那时的优越性也不少。村里的孩子只要愿意都可以免费上学,自己只花买本子铅笔的钱。但要好好劳动。孩子们农忙时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,播种跟着牛屁股点种子,夏锄提着罐子给大人送饭,收秋跟着掐穗背秸秆。岁数长着,劳动的强度和难度在前面等着。生产队给学校划有菜地、粮地,供老师的生活。这些地当然要学生耕种。学校还让捡东西,杏核、桃核、旧布条什么的拿到供销社卖钱。拾猪粪、牛粪送到学校的地里。劳动光荣,不劳动可耻。

二姐是个瘸子,但她爱劳动,爱集体,爱学习。字写得整整齐齐,就像缝衣绣花时均匀的针脚。老师说她是身残志不残的好学生,只让她干轻便活,不让她到学校的地里干重活。

三年级时,村里调来一位新老师,改变了她的命运。

那是一位女老师,自带公办指标。高个子,长黑脸,脖子右侧长个很大的瘤子,把脑袋顶着斜歪到左边肩膀上。她的五官也就斜了,被她看着的人感觉十分不对劲。她脾气不好,特别能骂人,可能觉得别人看她的眼神不对,看谁都不顺眼。我还没有上学,只懂得痛恨她对二姐的咒骂,把她看作恶毒的怪物。

她是公办老师,有正式工资,却比民办老师更看重学校地里的收成,更重视学生的劳动。她很快发现二姐不参加学校地里的劳动,还发现二姐其实很能干,于是不点名批评,其实是指桑骂槐:有的人在学校是瘸子,回家就不瘸了,跑得比谁都快……这充分说明一个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品质有严重问题。

这种批评,让二姐心里难受得转不过弯。好强的人脸皮薄,有残缺的人更好脸面。二姐好强又爱认个理。残疾是她心中不能碰的疤,谁要骂她“瘸子”,她会哭得死去活来。老师这样的批评,戳到她心里的痛处,还上升到“社会主义思想品质”的高度。那个年代,思想品质出现问题,基本就算和阶级敌人臭味相投,臭成一堆了。

二姐在家里哭得死活不去上学。母亲去找老师解释,说她不是不愿意去地里劳动,是大人可怜她不让去,之前的老师们也不让她去。老师要她去也可以,就是不要说“思想品质有严重问题”的话。老师立即感觉是家长上门找事,把问题想得更加严重。母亲百般劝说,二姐回到了学校。“歪脖”老师却不依不饶,骂:你个歪腿瘸和尚,想翻天,让家长找麻烦。想翻案变天,真是痴心妄想。

母亲劝说:“你上自己的学,又不是给别人上,把书读到自己肚子里,任谁也骂不走。”

二姐毕竟只是个身患残疾的孩子,她巴望老师能放宽度量,改变冤枉她的极端说法。老师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严重的伤害,更加拿二姐的残疾发泄情绪。

二姐哭了白天哭黑夜,最终没有打动老师的心。她只好离开了学校。两年后,“歪脖”老师调走了。二姐上学的念想还没有倒,可同龄的姐妹们都已小学毕业,她的学生生涯就此断送。

二姐不上学了,跟在母亲身边学做衣裳,母亲是无师自通的裁缝。我常听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夸二姐手巧,见花画出花,见鱼画出鱼。捻毛线,裁衣服,纳鞋底,绣鞋垫,见啥会啥。

二姐处处都心强。自从不上学,家里的活,地里的活,什么都干。做饭,喂牲口,钻沟爬山挽猪草,啥都不落人后。

有一天下午,我跟着她一起去挽猪草。我们去了庙沟,走了很远的路,在生产队的庄稼地里穿梭。那年头,人们挽猪草的篮子里总会藏点人能吃的东西,拿回家做饭时放进锅里,让筷子在稀汤寡水里能搅到点啥。生产队为制止这种挖社会主义墙角的“小偷小摸”,会选性格孤直的鳏寡之人看田。看田人山上沟里转悠,看到挽草割野菜的,随时翻篮子底。发现“严重问題”,就会把人押到大队部去处理。

那一次,我们的篮子下面压了一些“问题”。黄豆地里间种油菜,油菜刚开花,肥厚的叶子油绿油绿,撒一点面粉蒸着吃,水嫩水嫩的一点儿都不苦。我们的篮子底,压了厚厚一层油菜叶,太阳落山时高高兴兴往家走。走着走着,一抬头,发现看田人站在前面的必经小路上,像是专门等我们。我们站住不走了,他也看着不走。我们慌了神,怎么办?二姐决定与他耗。他不走,我们也不走,他来追,我们反身往沟里跑。一直耗到太阳落了山,黑黑的天幕拉下来,银白的月亮升起来,把山拉出巨大的阴影。我们躲在阴影里,心想着不要怕,身体不停地发抖。

突然,沟里面传来几声长长的狼嗥。我的头皮一下麻了,像有根绳子往紧勒,头发一根根竖起来,感觉一头恶狼张着大嘴,正要从后脑勺子一口咬下来。我俩没命地跑出来,看田人可能早就回家了,反正没有见到他的身影。我们一路狂奔回家,家里人正慌着要找。夜露打湿衣裳,连惊带吓,第二天,二姐和我都病了。

这是我跟二姐干活的一次。我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,虽然像块石头土疙瘩,毕竟小,总是拖累她。

我跟着二姐长大,后来把挣工分当大事。那年头,工分是农村人生存的凭据,分粮、分菜、分红,除了按人口分一小部分,主要的东西都要凭工分。我家人口多,谁也不闲着,大人小孩人人有份。大人出工一天十分工,小孩可以挣到二到五分。

每年秋后修梯田是捞工分的好时候。自从大寨大队的人民把杂草乱石的虎头山修成层层平整好看的梯田,“农业学大寨”的红旗插上虎头山,村里每年秋收之后都要大修梯田。

我的家乡是黄土丘陵地貌,古时候山上植被还好,人口也相对较少。山顶是树,山沟是树,人们只种山腰平缓地带和山下平川的好地。延安成了红色之都,家乡与陕北一河之隔,很早就是解放区。八路军和解放区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,首要的问题是吃饱肚子。为了吃饱肚子,就要多种粮食、多开荒。家乡的大片森林很快变成了农田,粮食产量空前增长,每年的收成,是八路军制定作战计划的重要依据。森林砍伐了,每个山头留着一小片,远看一个个山头像容光焕发的汉子长着一头乌发。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“大跃进”,山顶的“头发”全都剃光。树木为大炼钢铁献了身,光秃秃的黄土山被雨水冲得沟壑纵横,每一场大雨都会带来滔滔山洪。过去相对风调雨顺的气候变得暴虐无常,曾经的温饱之地变得贫穷不堪。“农业学大寨”掀起修梯田的高潮,保水,保土,保粮食。那时候,所有的事都是“一大二公”,唯有修梯田计件挣工分。队长在山坡地画出一条一条的线,人们用方锨把黄土拍出一道光滑垂直的高塄,再把斜坡上的土取高填低找平,造出一条条次第平整的梯田。田里的土深挖三尺,才算暄暄的“海绵高产田”。工分按队长步幅量出的长度计算,修得多,挣得多,有苦力的人一天能挣到几十个工分。

我家自然不甘落后,分组行动。我跟二姐一起干。修梯田最难的是拿方铁锨拍塄,要力气,还要技术。先沿队长画出的线把土堆起来,再拿方锨对着湿土一脚垂直踩下去,挖一锨方方的土端起来,在空中划一道弧线,反手扣到土堆上,再用锨面拍实,形成垂直的土塄。层层高筑,达到两米高。一锨湿土十几斤,铲起来,挥出去,空中反转,一点不洒地翻回来,准确拍到指定位置,没有力气,缺少技术都做不到。二姐因为残疾,在全家个子最矮,力气也最小。可每年修梯田的一个多月,她一天不落。那时学生每年放寒、暑、秋三个假期,修梯田时正是秋假期。我跟着二姐,给她打下手填土,后来也能熟练地反手拍出光滑垂直的土塄,单独挣一份工分。

二姐心灵手巧,啥都不输人,因为残疾,嫁给老实巴交的二姐夫。她食指很长,几乎要超过中指,算命的说食指用来指督人,这样的手相一辈子都能说了算,进了公家门,肯定能当官。二姐夫一身好力气,一副好脾气,任她如何说,从不生气。二姐多少次说她实在憋气,里里外外,大小事情全要她一个人拿主意,全家连跟她吵嘴的人都没有。还真应了算命的话,她是家里的绝对“领导”。当初说亲时,母亲知道二姐心强脾气倔,受不了委屈,说要找一个身体好、脾气好的,家里穷点也不怕。聘礼什么都不要,只要一架缝纫机。二姐夫本人的条件对上了,缝纫机也买了,可他家里实在是太穷了。

他们村离我们村翻山抄近道十里路。我第一次去她家,被那可怕窑洞震惊了。从山上往下走,半山腰出现了几户人家,一条很窄很陡的小路斜通到一个小院。小路窄到不能两人并行,挑一担水,扁担只能侧着通过。收秋时,背一背庄稼,身体朝里,背子朝外,侧身挪着走。一旦失去平衡,就要掉下深沟。进到小院,其实也不算院,只是半山腰开出的一个无阻无挡的小平台。平台靠山就是她家“一炷香”式的土窑洞,从没有錾齐整的土崖上直接挖进去,四周还长着杂草。我感觉那根本不是住人的地方,充其量只能用作放柴草,就连圈牲口都不安全。进到里面,黑得啥也看不清,眼睛适应好半天。定神往里走几步,就是锅台和炕,两边靠墙一边是两只木箱,一边是几只放水和粮食的黑瓷瓮。最醒目的是炕上的新被褥和门口的缝纫机。天哪!炕头上面的窑顶居然有一条裂缝,一根横木在两头撑着,防止塌下来。那窑洞,无论从宽度还是高度,远不及我家的三分之一。我家虽不富裕,住的却是祖传的三孔石头接口大窑洞,每年粉刷窑里,糊新窗纸,要用长凳搭架子,踩着梯子才能行。窑面由长方体石块垒成,石面錾出细细的石纹,窑顶上伸出一排整齐的屋檐,阻挡雨水对窑面的冲刷。门口是二米多宽的圪台,圪台下是宽宽的院子,与正面窑洞相对的是一排三间瓦房,一间放杂物,一间做牛棚,一间放柴草。大门东南开,门外圪塄下是大路。大门正对的是小河自然形成的瀑布和下面深深的翠潭。那是我们清新自然的小山村。二姐家也是一个小山村,却有如此巨大的差别,她的脚还不方便。

她见我来,开口说的第一句话:“我啥时能修起新窑,离开这个黑窟窿呀!”

这句话成了她人生目标,二十多年省吃俭用,拼了命向这个目标奋斗。

她一嫁到那个村,就是村里最好的裁缝。她说挣几个毛毛小钱,管嘴勉强还可以,要攒够修新窑的钱,不知要到哪个驴年马月。

好在离得不太远,她实在憋屈得不行了,就回家来住几天,有母亲给她说叨宽心。那时母亲已经病得很重了。

第二年,母亲撒手而去。她再回家来,永远不再是寻家宽慰,而是操劳我们的事情。

又过一年,她生了儿子。婆家没有人管,二姐夫来请娘家人。娘亲已经不在了,只有父亲和我们几个光头弟弟。我上高中,当时正在放暑假,只有我去给她伺候月子。

二姐没有嫌我这个弟弟毛手毛脚。左邻右舍的人到她家来串门,她很劲夸我心细,做饭好吃。我就不停地变着自己会的几个花样给她做饭。煮小米粥、擀面条、揪面片子、蒸发面馍。她在炕头指挥,我按她说的操作,这一顿做不好,下一顿重来。她越夸,我越有心劲,还觉得自己真的很能干。直到自己娶妻生子,才知道伺候月子远非马马虎虎做点饭那样简单。

我在她家整整一个月,每天晚上睡着之前,看着窑顶上那道长长的裂缝,担心什么时候会突然塌下来。这个窑洞就会变成我们的坟墓。这个念头一出现,我会觉得不吉利,就要克制不要这样想。但这个念头却像一根剌,越克制,越往心里钻。我只能做到不把心里的担心说出来,说出来会更加不吉利。以后每次去她家,忍不住要看那道裂缝,好像没有什么变化。我暗暗祈祷土地爷,保佑那条裂缝永远不要扩大,保佑这黑黑的窑洞永远不要塌下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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